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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4 | A Sense of Hope (Part Two)
“人不会为做了什么事而后悔，而往往会为没有做什么事而后悔。”——题记
心情终于伴着时间可以有一个间歇期了。从踏入澳大利亚的土地到今天整整忙碌了两周，刚刚称了一下，瘦了12斤。我是能感觉到瘦了的，起码是腿跑细了，但是没想到瘦身原来是这么容易的。
过去的两周对我来说，没有新奇和闲暇，有的只是烦恼和焦虑——或者说根本顾不上新鲜和好奇，学校的事情就已经把我拽到痛苦的漩涡里了。
这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在国内的时候，曾经申请过几门课的转学分。当时觉得，不都说澳大利亚好读吗，这一年半，再用以前加拿大的课程转一下学分，说不定一年就搞定毕业了。没想到，这个大学不是这样。
首先，系里管招生的Julie只给我做了4门课的免课。注意转学分和免课的区别：前者是承认原学校的课程，把学分计算入硕士阶段的总学分里，使总课时缩短；后者是承认原学校的课程，但是不把学分计入硕士课程里，总课时保持不变。而免掉的课程要在课程单里选择其他的课补上。
理论很简单，我想的也很简单。不就是这些课不用学了，学其他的课补上嘛。
等真正走进了校园，到才知道这是幻想。
原来研究生的课程联系是很紧密的。免掉的4门课是最基础的必修课，而能补的只能在选秀课里找。原来9门必修加上3门选秀就能毕业了，现在要5门必修加7门选修。我原以为这也没什么，本科乱七八糟的还学过心里学和人类学呢，这有什么？可报到才知道，选修课不是和必修课无关联的课，而是完全依附于必修课的基础上的延伸。
再上网查了查各个课的具体资料：原来免掉的4门课里也不是和原来所学一模一样的内容，只不过“貌似”而已。比如免掉的一门宏观经济必修课，等于我在加拿大读了三门课的量，一门统计课等于我读过的两门课的量，而且只多不少！更可怕的是，虽然我提交的本科的课程资料上写得很多，很深，很详细，但是，真正讲课的是教授，有些课实际教的内容根本是不是整本书，或者根本没有严格按照那个计划来进行的。
越来越没信心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找招生处的Julie，看能不能让她再帮我把免掉的课要回来。但是，回答几乎是肯定的：各科教授们既然已经根据你的情况做了免课的决定，从程序上说，想要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心情可想而之。没有这些必修课的基础，怎么学那么多的选修？更何况两门经济基础就影响着所有以后必修课，一门统计课影响着之后4门选修课。现实的残酷把我逼到了绝境：无课可选。难道真的让我跳过“研一”，直接去学“研二”？一学期选四门那样的课，结果只有一个：挂科重修。要知道，一门课就是1万4千元人民币啊！
学校里的绝望、无助、郁闷、痛苦，伴随着于此同时还要四处找房子落脚的艰难，要买菜做饭的生活，这压力难以形容。我没有想到，于加拿大的酸甜苦辣相比起来，刚到澳大利亚的这两个星期竟是我最绝望的时刻。在那个阴雨蒙蒙的晚上，刚抽时间看了一处房子的我饥肠辘辘的在公车里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独自哭泣，她背着一个大书包，还挎着两个小包，很沉重的样子。她一霎那感染了我，我强忍着泪。下车走在空无一人的路上，沿着着到处都是坡地的陡路爬坡回家，眼睛终于湿润了。这应该是6年多前刚去加拿大以来的第一次流泪。
......
感谢老乡一洋，周末叫着我去考拉公园散心。不然，我真的会被压垮的。感谢晋超、文普，能听我倾诉发泄，还有那天一同去的各国的朋友，在一起玩真的放松了很多。还要感谢妈妈，那最孤独的夜晚能听到她的声音，让我倍感温暖。
就像妈妈说的那样，我不能放弃努力。周一，我开始奔波于经济系的走廊。首先找到当初给了我免课的，或者这学期负责这4门必修课的教授，一个一个敲门，一个一个谈。负责统计课的Dr. Mohammad Alauddin热心的把我领到Julie那里交涉，虽然最后不知道他们讨论的结果，但是总算卖出了第一步。负责微观经济的Dr. J. Robinson女士听到我的申诉和学校无情的规则同情的说出了“Bulls__t”，还把我领到系主任办公室的秘书那里。那个秘书老师更加同情，直截了当的说“学生自己的学费，应该由学生自己选择学什么好不学什么好”。真可惜，她们都没有决定权。最后到了关键人物，负责研究生工作的Paul Riethmuller教授那里，他很严格，一开始一口拒绝加让我从现有的课学起，后来在我一再解释下，终于让我利用这两周可以自由选课的时间，听一下每门课，如果真觉得困难在周五再找他谈。但是，他也始终重复着学校的一般规定：免掉的课重新要回来很难，要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你非学这些必修不可，而且只有学院的助理院长有权修改电脑系统，把这4门课打开给我。
跑了一圈，终于弄懂了程序：Julie需要把我以前的这些资料再打给相关课程的教授，重新审核，然后由她报给助理院长做最后决定；同时，我要写一封信，向他阐述理由。可顾不了这么多了，按照Dr. J. Robinson和秘书老师的建议，我立马去了院里找助理院长。可他面子太大，请了两次都不能约见，最后只在电话里被告之“走正常程序”。
谁说资本主义办事效率高，谁说这里不踢皮球？国内办事如此，这里也如此。在两个楼之间跑了n圈的我决定最后一搏，直接找系主任。敲门不在，就在一楼的研究生图书馆里找了电脑写了一封邮件给他，详细解释了我的情况和苦衷。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回邮件给我。
(To Be Continued)
心情终于伴着时间可以有一个间歇期了。从踏入澳大利亚的土地到今天整整忙碌了两周，刚刚称了一下，瘦了12斤。我是能感觉到瘦了的，起码是腿跑细了，但是没想到瘦身原来是这么容易的。
过去的两周对我来说，没有新奇和闲暇，有的只是烦恼和焦虑——或者说根本顾不上新鲜和好奇，学校的事情就已经把我拽到痛苦的漩涡里了。
这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在国内的时候，曾经申请过几门课的转学分。当时觉得，不都说澳大利亚好读吗，这一年半，再用以前加拿大的课程转一下学分，说不定一年就搞定毕业了。没想到，这个大学不是这样。
首先，系里管招生的Julie只给我做了4门课的免课。注意转学分和免课的区别：前者是承认原学校的课程，把学分计算入硕士阶段的总学分里，使总课时缩短；后者是承认原学校的课程，但是不把学分计入硕士课程里，总课时保持不变。而免掉的课程要在课程单里选择其他的课补上。
理论很简单，我想的也很简单。不就是这些课不用学了，学其他的课补上嘛。
等真正走进了校园，到才知道这是幻想。
原来研究生的课程联系是很紧密的。免掉的4门课是最基础的必修课，而能补的只能在选秀课里找。原来9门必修加上3门选秀就能毕业了，现在要5门必修加7门选修。我原以为这也没什么，本科乱七八糟的还学过心里学和人类学呢，这有什么？可报到才知道，选修课不是和必修课无关联的课，而是完全依附于必修课的基础上的延伸。
再上网查了查各个课的具体资料：原来免掉的4门课里也不是和原来所学一模一样的内容，只不过“貌似”而已。比如免掉的一门宏观经济必修课，等于我在加拿大读了三门课的量，一门统计课等于我读过的两门课的量，而且只多不少！更可怕的是，虽然我提交的本科的课程资料上写得很多，很深，很详细，但是，真正讲课的是教授，有些课实际教的内容根本是不是整本书，或者根本没有严格按照那个计划来进行的。
越来越没信心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找招生处的Julie，看能不能让她再帮我把免掉的课要回来。但是，回答几乎是肯定的：各科教授们既然已经根据你的情况做了免课的决定，从程序上说，想要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心情可想而之。没有这些必修课的基础，怎么学那么多的选修？更何况两门经济基础就影响着所有以后必修课，一门统计课影响着之后4门选修课。现实的残酷把我逼到了绝境：无课可选。难道真的让我跳过“研一”，直接去学“研二”？一学期选四门那样的课，结果只有一个：挂科重修。要知道，一门课就是1万4千元人民币啊！
学校里的绝望、无助、郁闷、痛苦，伴随着于此同时还要四处找房子落脚的艰难，要买菜做饭的生活，这压力难以形容。我没有想到，于加拿大的酸甜苦辣相比起来，刚到澳大利亚的这两个星期竟是我最绝望的时刻。在那个阴雨蒙蒙的晚上，刚抽时间看了一处房子的我饥肠辘辘的在公车里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独自哭泣，她背着一个大书包，还挎着两个小包，很沉重的样子。她一霎那感染了我，我强忍着泪。下车走在空无一人的路上，沿着着到处都是坡地的陡路爬坡回家，眼睛终于湿润了。这应该是6年多前刚去加拿大以来的第一次流泪。
......
感谢老乡一洋，周末叫着我去考拉公园散心。不然，我真的会被压垮的。感谢晋超、文普，能听我倾诉发泄，还有那天一同去的各国的朋友，在一起玩真的放松了很多。还要感谢妈妈，那最孤独的夜晚能听到她的声音，让我倍感温暖。
就像妈妈说的那样，我不能放弃努力。周一，我开始奔波于经济系的走廊。首先找到当初给了我免课的，或者这学期负责这4门必修课的教授，一个一个敲门，一个一个谈。负责统计课的Dr. Mohammad Alauddin热心的把我领到Julie那里交涉，虽然最后不知道他们讨论的结果，但是总算卖出了第一步。负责微观经济的Dr. J. Robinson女士听到我的申诉和学校无情的规则同情的说出了“Bulls__t”，还把我领到系主任办公室的秘书那里。那个秘书老师更加同情，直截了当的说“学生自己的学费，应该由学生自己选择学什么好不学什么好”。真可惜，她们都没有决定权。最后到了关键人物，负责研究生工作的Paul Riethmuller教授那里，他很严格，一开始一口拒绝加让我从现有的课学起，后来在我一再解释下，终于让我利用这两周可以自由选课的时间，听一下每门课，如果真觉得困难在周五再找他谈。但是，他也始终重复着学校的一般规定：免掉的课重新要回来很难，要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你非学这些必修不可，而且只有学院的助理院长有权修改电脑系统，把这4门课打开给我。
跑了一圈，终于弄懂了程序：Julie需要把我以前的这些资料再打给相关课程的教授，重新审核，然后由她报给助理院长做最后决定；同时，我要写一封信，向他阐述理由。可顾不了这么多了，按照Dr. J. Robinson和秘书老师的建议，我立马去了院里找助理院长。可他面子太大，请了两次都不能约见，最后只在电话里被告之“走正常程序”。
谁说资本主义办事效率高，谁说这里不踢皮球？国内办事如此，这里也如此。在两个楼之间跑了n圈的我决定最后一搏，直接找系主任。敲门不在，就在一楼的研究生图书馆里找了电脑写了一封邮件给他，详细解释了我的情况和苦衷。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回邮件给我。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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